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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清波
于清波在牟平

都兴华
  于清波,原名于春芳,1912年出生于牟平县现埠西头乡曲家长治村的中农家庭。
  他于牟平中学师范科毕业。1938年5月参加革命,同时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历任教育科长,中共牟平县委书记,胶东区党委秘书主任,青岛市房管局局长,市建筑工程局局长,山东省统计局局长、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、省建设厅厅长和党组织书记等职。自1942年5月至1948年底,于清波一直在牟平县委工作,为牟平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
  于清波的家乡是个贫瘠的山村。他虽生在中农家庭,幼年生活却并不富裕。五岁时,父亲病故,弟弟于春荃遗腹而生,孤儿寡母相依为命。时值军阀在胶东混战,兵连祸结,农村经济急速破产,赖有祖母在世,持家有方,维持着十几口人的大家庭,清波儿时,方才免受饥寒之苦,并得以在村读私塾,在埠西头、桃村等地读高小。十几岁的于清波,性格内向,沉默寡言,是个贫益壮志,刻苦读书,爱好诗文,强记史籍的好少年。他果然没有辜负长辈的期望,每当期终考试,总会争得一张成绩优秀的家长报告书,祖母和母亲感到欣慰,也博得族伯于俊生先生称赞,不时对祖母说:“于春芳小小年纪,品学兼优,使我们家一块尚未雕琢的璞玉。文章写得好,加强培养,必大有出息,将来为国家出力,为门庭争光!”祖母听了十分高兴。她生于乱世,饱经忧患,在农村倍尝过没有文化之苦,寄希望于后代儿孙,读书上进,重振家声,为祖辈争光。为了着意培养这个出类拔萃的长孙读书,她不惜节衣缩食,千方百计地筹措学费,使清波幸运地受完师范教育。
  1930年,于清波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牟平中学师范科。到县城读书,每年需付出近百元大洋的学费。一个普通农家,谈何容易。衣服、书籍、文具费,全靠母亲十指,织花边、结发网的收入来解决。于清波自小懂事,深知母亲的辛酸与艰苦,从不枉花一分钱,每年春节的压岁钱,铜板装在衣袋里摩擦得变了色,再如数还给母亲。每年放暑假,他忍受着风春雨打,烈日暴晒,到山上去放蚕。蚊子叮,百刺蛰,小小的于清波,体无完肤。他咬紧牙关挺下去,赚得几元钱补助学费,坚持学业。因为只有学校是他驰骋翱翔的新天地。
  牟平的国文先生倪鲁平,思想进步,嫉恶如仇,是牟平县宣传抗战救国的先驱。他在课堂上,公开抨击社会的黑暗,痛斥日寇侵华的暴行,批评政府当局不抵抗的卖国行径……“国家存亡,危在旦夕,欲国存非抗战不可。”说道这些得意处,淋漓尽致,旁若无人,唾沫星子直喷。倪先生历经过迫害终不悔的形象,在少年于清波心灵深处,打上深深的烙印。
  “九·一八”事变,东北沦亡,举国沸腾。国难当头,牟平学生在觉醒,纷纷走上街头,掀起宣传抗战、抵制日货的学潮。沉默寡言,以好学著称的于清波的心境也难以平静了,一反常态,跟同学们一起走向街头,游行示威。他参加“十人团”下乡宣传抗日,登台演讲、演剧,募捐支援前线。在火热的斗争中,他的思想受到启迪。国家的安危,民族的希望,救国的责任,使于清波萌生可匹夫有责的信念,立下献身抗战救国的雄心壮志。
  1936年,于清波师范毕业后,在家乡潜心教育,刻苦工作,为发展教育事业,一尽绵薄之力。工作之余,他认真阅读报纸,关心市局变化。一天,弟弟指着报纸问他:“抗×是什么意思?”他气愤地说:“国民党、蒋介石糟透了,大敌当前妥协投降!日本侵略中国,不准抵抗,中国人说抗日就算有罪,所以人们把抗日写成抗×。”接着又给弟弟讲了伤害“七君子因为宣传抗战而被囚”的故事,弟弟恍然大悟。
  卢沟桥一声炮响,抗日军兴,爱国青年奋起抗战。当时于清波、矫枫、余仁、李道之、刁一民等志同道合的青年知识分子,在埠西头小学任教。矫枫曾在莱阳师范加入“民先”组织,埠西头小学在“民先”组织推动下,抗战教育搞得有声有色。于清波身体力行,积极宣传抗战,亲自教唱抗战歌曲,常带领学生爬山,进行体育锻炼。还结合军事演习,锻炼学生的体魄和胆识,有目的为抗战培养后备力量。1938年三军激战雷神庙,打响胶东抗战第一枪,捷报不胫而走,于清波奔走相告,宣传胜利消息,并亲自动手,编写《三军激战雷神庙》的歌词:“天福山上举义旗,英雄儿女齐奋起,三军激战雷神庙,土枪土炮打飞机……”召开祝捷大会,他满腔热情地宣传抗战,却招致了国民党部队的妒恨和诽谤:“埠西头小学潜伏着共产党,破坏中央抗战!”于清波等五人,索性带领一批青年学生毅然离家出走,投笔从戎,于1938年5月,在黄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军,开始了革命生涯。
  1942年是牟平抗战最艰苦的一年。于清波刚从太行山中共北方局高级党校学习结束,风尘仆仆地归来。5月,他肩负着胶东区党委赋予的重任,到牟平县委领导开辟工作。下车伊始,他虚心与当地干部打成一片,向老同志了解情况,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,很快地熟悉了敌我斗争形势。他身材并不魁梧,但精神饱满,年纪不大,却成熟干练,语言清晰地对县、区委全体干部进行战斗动员:“同志们!牟平的抗战形势是严峻的,自牟平县政府成立,县委公开活动期,时至今日,日军已经占领了沿海城镇,境内碉堡林立,有15处之多。水道据点象一颗钉子,锲入我们的心脏,掐断了东西通道。敌人对根据地频繁地‘扫荡’,烧杀抢掠,经济封锁,蚕食根据地。顽固部队卷土重来,到牟平抢占地盘,与日伪勾结,美其名曰救亡图存。朱车事件不是惨痛的教训吗?我们被挤在昆嵛山区这块狭小的根据地里,回旋的余地很小 ,敌人给我们造成严重的威胁。我们还有三个区委的干部,还处在‘借署办公’的局面。也就是说辖区在边缘区,我们的干部却借居在相邻地区。抗战的粮秣不继,党的影响也不大,敌伪活动情况不太明,这样的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。”
  “敌人的破坏有什么了不起,六区委宣传委员王文轩同志,是‘一一·四’暴动前的老党员,已经45岁了,还像青年一样,乐呵呵的到敌占区开辟工作。昆嵛山后每一条羊肠小道,都是他的足迹,到那里恢复组织,发动群众抗战,做了大量的艰苦的工作。最后被土匪逮捕,受尽了严刑拷打,又被押到公路口,辨认我们的同志,一连三天,使敌人毫无所获,终于遭到敌人的杀害。王文轩烈士使我们学习的榜样。”
  “我们县区干部,有热血的共产党员,都要像王文轩烈士那样,勇敢地到敌区工作。誓死不当租界客,流血不当流浪儿。我们的干部,要拿起武器,不仅会作群众工作,而且善于领导对敌斗争,到抗日的战场去大显身手,开辟抗日根据地。人民奋起抗日之日,就是抗战胜利之时……。”
  在场干部,群情激奋,热血沸腾。有谁愿当“租界客”和“流浪儿”呢?牟平县委经过充分准备,干部配备了武器。之后,带领武装宣传部队,挺近垛山区开辟工作。干部深入基层,组织群众,发动抗战。分区委都深入边缘区和敌占区,开创新局面。
  县委书记于清波,兼任县大队政委,工作繁忙,事必亲恭。他深入实际,不挂虚名,到部队抓干部、战士的思想工作。他是知识分子,搞军事并非所长,但他深入第一线,与战士泡在一起,风餐露宿,患难与共,从实干中学习,开展对敌斗争,坚持反“扫荡”。他与官兵团结一致,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斗争,发挥了巨大的作用。经过一年的努力,牟平县境内消除了“借署办公”的现象,扩大了根据地,迅速扭转了被动的局面。
  1941年秋冬,伪县长周东华沿牟水公路“扫荡”,抓去我抗日家属80余人,地下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,连县长郑省农的父亲也被抓到牟平大牢里。周东华是个卖身投敌的汉奸,死心塌地地为敌效劳,凭借武力对我根据地进行多次残酷的“扫荡”。
  经分析,发现我地下组织所以遭到破坏,是因为“黄狗”叛变。“黄狗”原是我社会部的战士,他了解我地下交通的情况,经不起艰苦的生活的考验,于1941年秋暗暗在尺坎据点投敌,作了奸细。从此,我们在牟水公路上的活动,受到严重的威胁。“黄狗”的失踪,曾引起社会部的注意,几次派 侦查员王彪去缉拿归案,“黄狗”都像泥鳅一样溜掉了。第一次逮住他,走近尺坎据点,“黄狗”大喊大叫,因为王彪是在炮楼底下执行任务,不能大枪,只能眼睁睁让他跑掉了。秋后再次逮住“黄狗”,他被砍了一刀,装死,再一次逃掉了。伪县长周东华认为这个叛徒是奇货可居的角色,便把“黄狗”接到城里养伤,利用他提供的线索,在牟水公路沿线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。牟平县委几次下决心除掉这个叛徒,但无从下手,因为“黄狗”自知罪孽深重,深居简出,躲在城里不敢露头。
  我地下交通下功夫摸准了“黄狗”的活动规律,断定1943年1月28日(腊月二十三),“黄狗”必到水道附近姘头家里团聚。深入敌区对付狡猾的叛徒,不便兴师动众,究竟派谁执行这个任务合适?于清波知道王彪是个苦大仇深的侦查员,胆大粗犷,作战勇敢,对叛徒有一定威慑作用。但派他单枪匹马执行这个任务,同志们可能有意见,一因王彪有好酒误事的缺点,二因叛徒两次逃窜,都与王彪有关系。
于清波自有主见,他找战士落实逮“黄狗”的任务。房修基、李仁寿等纷纷请战,于清波就分配他们负责警戒水道、尺坎据点,不准轻易鸣枪,保证安全执行任务。大家欢天喜地走了,王彪冷在一旁焉头耷脑。最后,他让王彪谈谈对执行任务的看法,王彪受宠若惊,激动地说:“到狼窝里抓”黄狗“,人多了没有用,反而容易打草惊蛇。”于清波赞同地点点头。王彪要求说:“请组织相信我,只带两个人,坚决完成任务”。“‘黄狗’一连两次都在你的枪口溜掉,因为你好酒误事。”于清波故意又将他一军。王彪说:“我决不喝酒误事,抓不到‘黄狗’,我以党性和生命担保。”政委笑了,拍着王彪的肩膀说:“好吧,让你去!在炮楼底下执行任务,要胆大心细,不要轻易鸣枪。胜利归来,为你庆功!”
  王彪果然按时完成了任务,处决了“黄狗”。从此,牟水公路沿线的抗日工作又恢复正常。
  牟平县委为了准确地掌握敌人的情报,由敌工部长杨勇广负责,建立地下交通线,加强对敌工作,注意在敌人内部发展我们的内线关系,1942年,伪县长周东华在牟平城炮制的伪组织新民会,强奸民意,发请帖拉拢地方开明人士加入。王巽斋爱国之心未泯,城陷以后,在村隐居。他视日寇、汉奸如同瘟疫,唯恐避之不及,怕敌人拉他入会,不肯进城办事。于清波了解情况后,让民政科长王耑以统战的名义,转成登门拜访,宣传共产党的统战政策,说明党的抗战主张,联络了感情,增强了敌区人民对共产党的了解,王巽斋欣然加入了新民会,从此,城里的情报源源不断的传到抗日根据地。
  统战工作的广泛开展,,对敌工作的加强,使我敌工人员能深入敌人内部探听消息,对敌斗争卓有成效。1943年,牟平境内每一处敌军据点,都有我们的内线关系,敌人一有行动,何时到某地抢粮,何日到某处“扫荡”,我们都了解得一清二楚。后来的沙子战斗,我军全歼日军秋野小队,就是由于我们首先掌握了准确的情报,取得可战斗的主动权。
  经过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军事打击,号称“模范县长”的周东华到处碰壁,惶惶不可终日,只能躲在城里一筹莫展。终因屡屡失败,日军怀疑他“私通八路”,一脚踢开了这个死心塌地地汉奸。
  1943年,掖县人徐秉谦来牟平继任伪县长,我们在城里的内线关系因此而中断。我敌工部马上物色到宋子淇,利用同乡关系,巧妙地打入到县属内部,取得徐的信任,恢复了内线关系。1945年8月18日,牟平城伪军弃城逃窜的情报,就是宋子淇及时送出来的。
  牟平县委收到反战同盟濑谷一郎用日语写的《告日本士兵书》,立即设法邮到水道据点日军手中。一名日军收到信后,抱头大哭,拔枪自杀了;另一名日军读后,思家厌战,以酒浇愁,喝的酩酊大醉,从炮楼上跌下来摔死了。1945年,养马岛的伪军反正,也是对敌工作的作用。
  1942年冬,敌人集中二万多日伪军,在胶东进行规模空前的大“扫荡”。于清波部署了全县的空舍清野,备战反“扫荡”后,随党政机关活动在山区。他们在白灵口突然跟“扫荡”的日伪军遭遇。我军利用松林、地形作掩护,迅速南撤。一连三天,已经退进垛山了,还是没有摆脱敌人的追击和包围。情况是严重的,退到牟海县境内,困难会更大。敌人白天在敌机的掩护下,拉网“扫荡”,逢村就烧,见人就杀,狂妄叫嚷“叫共产党插翅也难逃”。
  晚上,于清波在垛山玉泉寺宿营,兵荒马乱,他哪有心思睡觉。当前最大的困难,是听不到上级的指示,又摸不清敌人的方向。他已经两顿没有吃饭了,拖着疲惫的身体,由通讯员带路——因为他的眼睛高度近视,摸到钟鼓山顶上去观察敌情。夜色深沉,山风呼啸,只见东、西、北三个方向的山头上,营火连成一片,敌人还不时地打冷枪。他想:敌人的企图是铁壁合围,聚而歼之。越退,活动范围越小,越发没有回旋的余地,岂不中了敌人的奸计。他分析了敌人“扫荡”的意图和当时形势后,迅速返回宿营地,立即召开党、政、军负责人会议,一个大胆的计划形成了:迎着敌人突围,到敌人后方去,因为敌人集中兵力“扫荡”,后方必然空虚,越靠近敌人后方反而越安全。政委的意见得到同志们的拥护,大家都说:“别看敌人营火满山,他们是在明处,我们是在暗处,不容易被发现。我们借着夜色隐蔽,利用梯田地堰掩护,选准时机,夜半突围,有可能成功!”他们选择了突破口和行军路线,又规定了纪律和集中信号,让干部分头传达,进行准备,半夜12时,准时突围。
  牟平县党政机关,终于在“马石山案”发生的前夕,不费一枪一弹,也没有牺牲,顺利地突出重围。在周格庄集合时发现,胶东区党委部分干部和东海地委一支宣传队,也同时突围出来,安全转移了。
1943年,根据地的民兵组织普遍建立起来,民兵站岗放哨,缉私,反资敌,对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和蚕食政策起到了重要作用。民兵主动袭扰和打击敌人,也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。
  水道据点附近的唐家夼,民兵刘元宪自费购置武器,组织民兵,巧摆地雷阵,跟水道的鬼子斗争。两地相距不过5公里,地雷阵大显神威,炸得鬼子心惊胆战,不敢到唐家夼抢粮。县委及时总结唐家夼民兵机智勇敢打击敌人的经验,在全县推广。仅1945年上半年,全县民兵配合主力部队作战115次,毙伤敌伪241名,缴获长短枪17支,捕获敌特41名。于清波在民兵整训大会上,把金光姗姗的锦旗授予刘元宪等有功人员,并亲自写稿,在报上表扬牟平民兵英勇斗争的精神。
  1944年8月24日,牟平地方武装配合主力部队,一举攻克水道重镇,全歼日伪军180余名。接着在尺坎打援,迫降集后、玉林店两处据点,牟平的抗战形势一派大好,各据点敌伪望风而逃。至此,牟平境内除县城与孙家滩两个据点外,全县其他地方已无敌踪了。牟平县委迁出垛山区,进驻下雨村,逼近城厢,领导攻克牟平城的斗争。我军在进军声中,于清波与独立营长田夫、副政委王亚明等拟定攻城方案:以政治攻势为主,辅以军事打击;部队逼近城区活动,可以鸣枪佯攻,虚张声势,相机攻城;民兵夜里汉化,散发传单,张贴标语;号召伪军反正,内线加强活动;疏通上层,瓦解下层,监视敌人的一切活动……我军的强大政治攻势搞得敌人一夕数惊,坐卧不安、
1945年8月18日,城厢人民敲锣打鼓,迎来了解放,沦陷八年的牟平城,真正回到人民手中。牟平县委马上城里武装纠察队,贴出安民布告,商民照常营业,秋毫无犯,百姓不惊。我军进城以后,忙于清点敌伪物资,收拢浮财,有的人不免从中捞点好处。于清波却一无所取,他带领警卫人员收集文物,封存敌伪档案。开明人士王巽斋深有感触地说:“于政委两袖清风,一尘不染,胆识不凡,有萧相国遗风!”
  牟平城解放了,于清波看着安民布告上田夫营长的名字,禁不住掩面唏嘘,因为田夫营长在解放牟平城追击逃敌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了。他感叹地说:“牟平的解放,附着烈士的鲜血!”是年,他的女儿降生,取名克平,是为攻克牟平城的纪念。
  抗战胜利后,蒋介石撕毁了“双十协定”,发动全面内战,调动几十万大军,对山东实行重点进攻。大军压境,牟平县委的中心工作时发动参军支前面,大力支援战争;同时,在沿海一带新区,实行土改,提高农民的觉悟,调动群众的积极性,保证胜利完成支前任务。
  1945年秋,于清波参加了城关召开的万人大会并讲了话。反蒋保田,保卫胜利果实,每个翻身后的青年人都有义不容辞的义务。书记讲的情真意切,慷慨激昂,一个“妻子送郎上战场,父母送儿打老蒋”的参军热潮,在全县兴起,一次报名参军1000余人。战争频繁,胶东是鲁南大会战的后方,发动民工支前,保障供给,军情紧急,任务繁重,县委成员多数带领民工支前,于清波留在后面勇挑重担,他不辞劳苦,奔走全县,计划安排,高度平衡,在极为艰苦紧张的情况下,他以饱满的热情和积极乐观的精神,处理各种问题。县委工作,千头万绪,他用弹钢琴的工作方法,生产不忘支前,处理好土改和军属、烈属、扶属的优抚工作,使去者(到前方)安心,留者(坚持生产)愉快,有力地支援了战争。
  1948年底,青岛解放前夕,于清波离开牟平。走向新的战斗岗位。
  于清波危难中受命 ,在牟平工作了近8年,为开创牟平的局面做出了贡献。他勤于工作,事必亲躬,文牍、总结、报告、亲自动手,决不用秘书代劳。写通讯报道,指导工作,月月见报,在县委书记当中实为第一人。
  他善于学习,指导工作有较高的理论水平。他从高级党校归来,带回来许多本本。这些本本,都是他后来工作中制定政策的依据。他能经常运用毛泽东思想分析实际问题,头脑冷静,工作有魄力,忠心耿耿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。土改是一项新的工作,他亲自深入峧山区堠子夼村蹲点,取得经验在全县推广,便 牟平的土改运动,比较稳妥健康的发展。运动 中,个别村到县揪斗干部,他亲自出面说服教育,保护了干部,顶住了不讲政策的歪风。
  他善于把领导意见变为群众的行动,团结一班人一道工作。敢于提拔有才干,但出身不太好的青年干部到领导岗位工作。侦察员王彪、房修基都是出了名的“绒毛鸡”,但在他手下是能征惯战的勇士。他给干部鉴定,从实际出发,上升到理论高度,提出中肯意见,使干部心悦诚服。
  于清波严于律已,宽以待人。在“文革”期间,他不断地受到揪斗和冲击,本来不太好的身体越发衰弱不堪了,未老先衰,以至卧床不起,始终由老伴在身边护理。怎奈,因老伴年迈,力不从心,头上平添了丝丝白发。同志们商量说:“是不是把哪个孩子调回身边?”同志们的关怀被他拒绝了:“孩子们上山下乡,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,是改造世界观众的大事。可不能因为我个人的问题,耽误孩子的终身大事啊!”他是这样想的,也是这样做的。
  他十分关心后代的成长,教育他们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,坚持社会主义方向,儿女们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每当得知哪个孩子入党了,他都十分高兴的赠诗祝贺,勉励继续努力。如赠给女儿克平的诗:“堂前梅绽第三枝,含笑喜吟祝贺诗。志愿求成固应早,风华正茂不为迟。攻读马列时宜挤,效法愚公山可移。奋斗终生为共党,且看大地展红旗。”有个侄子入党比较晚,心情不免焦躁,他了解情况后,寄诗勉励,“梅花傲霜雪,迟开又何妨?”当知道侄子在农村入了党,又马上寄诗祝贺:“扎根农村天地阔,县城看历史谱新篇”,并解释说:“一个人的历史都是自己制造的,你把入党作为起点,写好自己的光辉历史。”
  他为人谦逊,从不炫耀自己,经常对子女进行教育,讲历史,讲传统,讲烈士,讲他人,唯独很少讲到自己。别人向他的子女了解他的情况,孩子们都感到茫然,无从谈起。于清波一生,只烟不酒,惟酷爱工作与读书。1972年6月,他在一首自题诗中写道:“为民服务乐陶然,虽患偏瘫志不偏。马列勤学知益进,中西医药体渐坚。杖藜庭步鱼千里,据案手书诗百篇。头脑清晰尚可用,笔舌犹得作宣传。”这诗表明了他热爱工作和勤奋学习意志,也显示了他终于党的事业的心迹。在那动乱的年代里,家中原有的藏书大多丢失了,除红宝书外,几乎无书可读,但他好学不辍,只好反复抄录优秀的古典诗词。在所藏古籍中,他特别喜爱《史记》和《聊斋》。一次他借到《聊斋》一个新版本,两相比较,把多出的篇章抄录在自己《聊斋》的最后。可见,他好学之勤,用功之实。
  于清波晚年曾对子妇感叹:“读万卷书,走万里路,涉猎知识的海洋,欣赏祖国河山的壮丽,吾愿足矣!”他一生忙于工作,不曾旅游一次。工作时进京开会,两点一线,来去匆匆。回家来未及暖席,雷厉风行,又投入紧张的工作,这是他一贯的作风。晚年时间许可了,又重病缠身,外出观不未能成行,真是终生的遗憾。
  于清波终因长期从事艰苦的革命工作,呕心沥血,积劳成疾,医治无效,于1977年8月2日,在济南溘然长逝,享年65岁。
  于清波同志,牟平人民永远怀念你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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